建党初期：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创期”。建党之初，我们就十分注重贯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党内政治生活有了良好开端。党的一大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还制定了党的纲领，要求党员必须接受党的纲领，严守党的纪律。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基本确立了党的组织架构和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并且对党员、组织、会议、纪律、党费等分别作出具体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纪律规矩和处理党内关系的一系列准则，标志着我们党开启了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探索历程。1927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在中央、省分别设立监察委员会，担负“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的职责等。这是对党的二大颁布党章的调整和完善，体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进一步发展。但很快，随着大革命失败，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也被迫陷入停滞。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徘徊期”。正是基于对大革命失败的深刻反思，毛泽东等人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同时，开始认真思考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有效途径。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判断，提出“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的建议。这一命题的提出，为党内开展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活指明了发展方向。此后，由于党内“左”的错误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党内政治生活并没有完全正常开展。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党内政治生活恢复正常化的转折点，会议不仅打破了党和红军内部博古、李德等人长期独断专行的局面，而且彻底摆脱了长期以来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重新恢复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了集体讨论、集体决策、集体领导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规整期”。中国共产党经过艰难的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不断加强党自身的思路理论建设，先后确立了党内思想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力武器，逐步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规范化，为更好地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毛泽东还高度重视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提出并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一时间，调查研究在边区政府蔚然成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在全党上下扎根成长。

抗日战争时期，在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巩固完善的基础上，我们党还分别就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的工作方式、议事规则、决策程序等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党内政治生活进行规范调整。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以党内最高法规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参与方式等作出了更为系统、完备的制度规定。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成为有效开展正常党内政治生活的坚实保障。

解放战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期”。进入解放战争后，党的任务也不再局限于打仗本身，还涉及解放区的土改运动等治理性问题，需要做到全党全军一盘棋，才能令行禁止，有效扩大党的社会影响力，为争取全面解放打下坚实基础。鉴于此，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决定，进一步加强了党内政治生活。毛泽东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要求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号召大家“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通过开诚布公来解决问题;要求党委工作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对党外人士也能做到礼贤下士，一视同仁。解放战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序健康开展，是我们党能够顺利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