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转来的信

　　1972年7月，距离周恩来检查出患癌症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但大家还是有信心的，只要争取时间尽快治疗，就能赢得最佳治疗效果，治愈的希望还是很大的，于是医疗专家们将治愈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早期手术治疗上。在周恩来主持“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专家们根据病情会诊制定了手术治疗方案，并上报中央，等待批准。

　　自从治疗方案报告递上去后，医护人员也希望西花厅的“快”效率能体现在这份医疗报告的批复上。然而，治疗报告并没有像医生们期待的那样很快批下来，这让医护人员心急如焚。他们还没有给总理作检查，连病灶部位、大小、症状，这些最起码的病情都不知道，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对得起总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周恩来在医生眼里就是一个急需治疗的早期癌症病人。

　　心急如焚的医生们却忽视了一个天职之外的事实，那就是周恩来不仅是一个急需治疗的早期癌症病人，更是一个泱泱七亿人口大国的“当家人”。他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关系到国家政局安危与国计民生进退的大局。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大棋盘上，是一枚不能虚席更不能缺席的关键“棋子”。

　　报告一天批不下来，医生就一天也无法进行治疗。保健医生只能根据国外一条“每天喝十杯水以上的人，患膀胱癌的危险性是每天最多喝五杯水的人的一半”的科学研究，建议周恩来多饮水，最好每天喝水2000ml以上。多喝水，这一简单要求在周恩来这里也是难以完成的。因为多喝水就要多解手，而他每天不是接待外宾，就是开会，或者看文件，常常一坐就是半天。如果多次上卫生间，他不仅觉得占用时间，也觉得在外交场合是不礼貌的行为。所以医生希望多喝水的辅助治疗也成了难以实现的“奢望”。

　　唯一让医生们稍微宽心的是，他们终于说服了周恩来，他同意从8月4日到8月9日，用一周的时间到北京西部的玉泉山边工作，边休息。

　　可是大家住进玉泉山才发现，山清水秀的环境对于周恩来来说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地点，工作量丝毫没有减少。

　　卫士长的日程表上这样记载一周的安排：主持四个会议；会见两个国家元首。也就是说，休息中的周恩来六天处理了六件国事与外事。

　　8月9日一到，周恩来一天也不肯在玉泉山多待了。他必须返回西花厅，因为8月中旬，周恩来的日程表上多了一个熟悉且敏感的名字——邓小平。

　　起因是毛泽东转来一封信。

　　信是邓小平8月3日写给毛泽东的。邓小平在信中揭发、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并表达愿意继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的愿望。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信，内心受到了触动。他提笔在邓小平的来信中批示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这大段的批语也在周恩来心头滚过一股热流，他看到了越来越明朗的光亮就要到来了。毛泽东的批语也直接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在周恩来心里产生震动是不言而喻的。他马上意识到邓小平复出的机会即将出现，而他恰好正值身体进入“危急时刻”，需要一位理想的人选来接一国总管家的“班”。

　　毛泽东此时的批示无疑是“雪中送炭”。

　　江西三年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马上开始着手扫清各种“人为”障碍，为邓小平铺平通往中南海的道路。

　　8月15日，是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第二天，他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并把这个批示印制了若干份，让与会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会议之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以便尽快感受外界时局的变化。

　　邓小平终于结束长达三年的“软禁”生活，与夫人卓琳一起走出南昌市郊区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顶着一路酷暑炙热，怀着同样炙热的心情，到江西瑞金、景德镇、湖南韶山等地进行参观和调查。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邓小平便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遭到批判。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上下进入紧急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现任和原中央领导人转移到外地。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疏散动了不少脑筋。他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告诉他们邓小平夫妇要去江西，并特意交代：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他特意叮嘱省革委会：现在地方上情况也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做工作，保护他们的安全。你们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但是对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作出指示，他也不敢怠慢。程世清打算安排邓小平夫妇去赣州，装暖气，配一部小车，绝对保证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等等。

　　周恩来在电话里听了汇报后，认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是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那里不妥，他提出应该安排在南昌附近。他说：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

　　邓小平这一走就是三年。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病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在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并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并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场的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他当即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显而易见，周恩来想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向谁求援？

　　周恩来在病痛与急切中，迎来了1973年的元旦。

　　新年年历才翻过5天，这天一早，天色还没有亮透，周恩来结束一夜的伏案工作，从办公室走了出来，他已经整整工作了20多个小时，如果抓紧时间，还能睡上几个小时。

　　不知过了多久，朦胧间，医生张佐良突然听见警卫秘书变了调的喊声：“张大夫，张大夫，快起来，快起来。”

　　他被某种不祥之兆撞击，顿时清醒了过来，一跃而起，跑向门口。只见警卫秘书张树迎手里端着盛满鲜血的尿壶，“尿！都是红的！全是血！”

　　警卫秘书的脸色都变了，双唇直哆嗦。

　　张医生看见这个触目惊心的颜色，再看看警卫秘书惊恐的神色，不用问，他什么都明白了。

　　血尿。日夜提心吊胆的事情终于来临了！

　　张医生赶紧一路小跑，跑进总理的卧室。

　　一进卧室，就见总理仰面躺在床上，脸冲着房顶，一声不吭。

　　张医生连忙跑进卫生间，再看抽水马桶，里面鲜红鲜红的。他目测，这流血量不下500CC。他这时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的心脏病，千万不能让总理承受这血尿的刺激。张医生大口地喘了几口气，平静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想了几句能让总理稍微宽心的话。

　　“总理！”他才开口，周恩来扭头朝他直摆手，叫他什么也不要说。

　　跟随总理多年的张医生突然明白，一个对周围非常敏感，对事物掌握极其细致的人能不察觉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能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吗？难怪他极力回避这个话题，只是一味工作、工作。原来他是在用有限的生命争时间，抢时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填写每一天。

　　张医生和几位知情的医护人员，心里都很苦涩，也很茫然，不知道应该向谁去求援。去找主席？可他们也知道，毛泽东此时也重病在身啊，日夜被心肺病纠缠着、苦恼着，双脚肿胀得十分厉害，几乎隔几天就要换双布鞋，鞋子越穿越大，行动越来越困难，再也没能恢复他硬朗的身板和健康的体魄。

　　大夫们又想起了那些和周恩来熟识的老将帅们，可是再仔细一想，不免唏嘘，老将帅们基本都被打入了冷宫，既不在职也不在位，自身都难保，更无法为周恩来分忧了。当时还不叫“四人帮”的几个人对周恩来一直是横加刁难，他们更不会帮助总理渡难关的。

　　猛然，大家想起了叶剑英元帅，对，叶帅！

　　大家都知道叶帅和周总理个人感情不错，在中央会议上又能说上话，那几个人也不敢怎么样他。

　　叶剑英当时住在北京的西山。医生们马上驱车去他那里求援。一见叶剑英，医生们竟然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他们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还没开口却先哭出了声。

　　叶剑英一见医生这般伤心，估计总理发生了严重的事情。他听完保健大夫的讲述，愣怔了许久说不出话来，他也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严重，不相信似的望望这个望望那个。

　　叶剑英到底是一位见过世面，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革命家，他马上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极力宽慰两位泣不成声的大夫，理解他们孤立无援的苦楚，并鼓励保健大夫挺住，把握住感情，不让总理察觉病情的严重性。

　　“别着急，你们别着急。我想办法报告主席，向主席说明情况。”

　　有了叶帅这句话，医生们心里才感到好受些。

　　小平复出

　　就在医生们四处张罗着周恩来治疗事宜的时候，周恩来却在忙着一件“千秋大业”的事情。他从2月开始，一边忍受尿血的痛苦，输血维持身体体征，一边拖着病体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在会上，周恩来毫不犹豫也不容置疑地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自从林彪事件之后，“解放老干部”便成为周恩来重中之重的工作。患病后更是时不我待，经常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对老干部的审查结论和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会上，江青等人肯定会百般挑剔、阻挠。每解放一个老干部都很不容易。会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令人难以忍受。

　　一般情况下，周恩来总是让江青他们把话说够了，说足了，说累了，说烦了，他才开口表态，此时他对到会的每个人的态度已经了如指掌。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如果遇到江青他们胡搅蛮缠，死活不让老干部“过桥”的时候，周恩来会非常及时地点将：“剑英，你说呢？”

　　叶剑英也绝不含糊，旗帜鲜明地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就这样，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审查、靠边站的老干部获得了“解放”，从监狱、从“牛棚”中走出来，重返工作岗位，其中不少人在与“文革”派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后来邓小平推行“全面整顿”的中坚力量。

　　可是眼下，周恩来这个“牵骡人”快要不行了，在他倒下之前，必须硬撑病体，送邓小平“过桥”！因为他心里明白，有些时候他为避开锋芒，可以做些妥协，但这一次不行！因为自己一旦上了手术台检查，也许就是永远的倒下。

　　当然，在邓小平的问题上，周恩来表现得如此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也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毛泽东的明确态度。

　　邓小平在三年多“流放”岁月里与毛泽东间接或者直接地不断沟通，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也因为不断面对“文革”的挫折而逐渐淡化，转为反思，而邓小平的多次来信“洗心革面”，也维护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尊严。进入1973年，周恩来病情突然加重，毛泽东的心理活动也随之加剧，国务院由谁掌管？数来数去，也只有原国务院副总理，长期抓政务工作的邓小平能够胜任了。

　　共和国命运再次到了困顿时刻，打倒在地的邓小平转而成了毛泽东需要启用的一个重要人选。

　　进入3月，周恩来见邓小平复出基本定局，他才将自己的治病提到议事日程上。下面是当年他治疗前几天的大事记：

　　3月2日，约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自己的病情及检查治疗问题。

　　3月5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病情发展、急需检查治疗的情况。毛泽东立刻批准了“先检查、后治疗”两步走的治疗意见。

　　3月6日，周恩来去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姬鹏飞有关外事情况的汇报。他利用会前的空隙，将自己的病情及检查治疗安排等向毛泽东作简要报告。

　　医生们见周恩来的治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心里石头总算稍稍落下一点。可大家没有想到，毛泽东批准了专家们的医疗报告，周恩来却不肯马上躺到手术台上。因为他必须看见邓小平复出的红头文件，才能完全放心地去治病。

　　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做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经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

　　3月10日，周恩来主持了治病前的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向政治局简要说明自年初以来病情发展的情况。为防止病情恶化，按照检查治疗的具体步骤，他正式向政治局请假两周，并将这一情况以写信的形式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便放下手里所有工作，离开西花厅，来到玉泉山接受检查。这是周恩来从去年5月发现4个红血球以来，患病将近一年之后，第一次接受专项检查。

　　周恩来躺上手术台的同时，中央一份《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的文件也正式签发。

　　邓小平复出，终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