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王某，中共党员，某农委副主任（副处级）。经查，王某在职期间未经组织部门批准，于2012年1月至2015年10月，私自受聘担任某高校科研中心“特聘教授”，其间领取酬劳10万余元。2017年1月王某退休后，自行受聘到某农产品流通协会担任会长（未领取薪酬），并在外省某上市股份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截至2017年12月组织调查时，共计领取董事津贴15万余元。

处理意见

对王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根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营利性组织中兼职取酬。王某退休前担任某高校科研中心“特聘教授”，该中心并非营利性组织，王某在此兼职应不受有关禁止性规定的限制，不构成违纪；至于王某退休后的两次兼职，一次未领取薪酬，一次是到原任职务管辖地区之外的企业担任董事，本人并没有借助原有职权的影响力谋取私利，因此均不宜按照违反廉洁纪律定性处理。

第二种意见：王某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未经批准兼职或兼职取酬，违反了有关廉洁自律制度，损害了国家机关的清廉形象和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所谓违规兼职取酬，是指党员干部违反规定，未经批准在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兼职，或者虽经批准兼职但违规取酬的行为。公职人员是具有特殊身份的群体，违规兼职或兼职取酬，容易滋生权钱交易，带来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影响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必须严格禁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出台规范违规兼职取酬的政策文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几次修订，也均将违规兼职取酬明确规定为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但在利益诱惑面前，总有人罔顾纪律底线，对此心存侥幸，妄图逃避监管，结果必将受到纪律的惩处。具体辨析如下：

第一，违规兼职取酬的行为主体不限于在职党员干部。根据有关规定，对列入兼职取酬禁止性范围的人员，按照是否在职，可以分为在职党员干部、退出现职尚未办理退休手续（即退居二线）的党政领导干部及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领导干部等三类；按照行业领域，可以分为党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的党员干部，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处级及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领导班子成员，乡镇党员领导干部和基层站所的党员负责人等。案例中，王某作为行政机关中的副处级党员领导干部，不论在职还是退休，均应受到有关规范违规兼职取酬行为条款的约束。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将退居二线和退休人员也纳入规范范畴，就是为了防止其搞权力投资，利用在职时基于公职和身份产生的影响力，帮助所兼职企业谋取不当利益或不当获取竞争优势。这有利于形成对公职人员的闭环监督，防止出现监管真空。

第二，违规兼职取酬的兼职单位不限于营利性组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兼职取酬的禁止性人员违反规定在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中兼职或者经批准兼职但获取薪酬、奖金、津贴等额外利益的，构成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行为。可见，违规兼职取酬的兼职单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组织，如各类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另一类是社会组织，如协会、基金会、学会等。此外，还包括除前述两类主体之外的其他单位。案例中，王某先后受聘担任某高校科研中心特聘教授、某协会会长和某公司独立董事，既有领导职务，也有非领导职务，但其未经批准兼职或兼职取酬均可能危及公权力行使，带来被围猎风险并影响党和国家机关的社会形象，应当态度鲜明地给予纪律上的否定评价。

第三，兼职不取酬行为也可能构成违纪。违规兼职取酬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未按规定履行批准或备案手续即兼职；一种是虽经批准、备案程序进行兼职，但在兼职期间违规获取经济或其他额外利益（包括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以及获取股权等利益，或者领取超过规定标准和实际支出的通讯补贴、交通补贴等费用）。根据规定，对于前一种情形，认定行为人违纪并不以其实际获得报酬为必要条件。《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也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拟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外的企业兼职（任职）的，必须由本人事先向其原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由拟兼职（任职）企业出具兼职（任职）理由说明材料，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按规定审核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相应的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后，方可兼职（任职）”。案例中，王某先后三次兼职，均未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即使其没有借助职务或原任职务的便利帮助他人谋取利益，从程序上看，也均违反了有关规定。鉴于其违规兼职时间长、次数多、取酬数额较大，且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属于违纪情节较重，应当给予纪律处分。

此外，在处理违规兼职取酬类型案件时，还应特别注意违纪所得的收缴问题，避免行为人因其违纪行为在经济上不当获利。本案中，王某三次兼职中有两次违规领取了报酬，应对此部分违纪所得及时收缴。（来源：《旗帜》第4期）

（作者单位：北京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

来源：旗帜网